自上古社会人们采集自然盐，食盐无税流通，到春秋早期齐国推行食盐专卖，贯穿上千年历史的就是夏商周三代国家所实行的“盐贡”制度。
食盐在人类生活中非常重要，所以，盐税有独特地位，不同于田赋，更不同于关税和商税，它对古代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池盐”，是我国先民最早享用的自然盐。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池盐”就是“河东盐（池）”，亦称“解盐（池）”，位于今山西省运城县南。河东池盐，《山海经》载：“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何谓“盐贩之泽”，郭璞释“即盐池也”。
《左传·成公六年》称河东之地为“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而河东之盐更为“国之宝也”。尧建都平阳，距河东盐池约140公里；舜建都蒲阪，距河东盐池约60公里；禹建都安邑，距河东盐池只有20公里。“河东盐池地区并不适宜农耕文化的发展，可却偏偏最先成为孕育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地区。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都是围绕解池立国。由解池这个核心向四方推进，才有河南的伊洛文化，河内的殷墟文化，渭水平原的周秦文化，和汾水盆地的晋文化纷纷发展起来”。立国须有盐，无盐不立国。
谁控制了盐，谁就拥有了财富，谁就拥有了统治权力。我国黄河流域的上古人类是围绕河东盐池而聚居的，也正因是有这个盐池，因此成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长江流域则因三峡地区的盐泉而屡发战事：“以盐立国的廪君巴人”，“逐盐而迁，为盐而战”，“巴国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史”。“巴楚因盐泉战事长达百年之久”，此后又有“秦楚夺盐之战”。因为食盐而发动的战争在世界古代史上不乏其例。盐，实为国之命脉，有则兴之，无则亡之。
古代社会把食盐看作是不可逾越的生命底线，是“立国之本”，是“国之命脉”。食盐是促成黄帝部落的“华族始祖”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食盐也是尧、舜、禹部落联盟得以建国的“主要命脉”之一。夏王朝脱胎于原始社会，是三皇五帝的延续，是第一个奴隶制形态的国家。雏形国家的政治体制、组织形式和财政形态可能简陋和粗糙，但在立国的重大问题上绝不会有半点退让。
商代食盐生产的规模和技术都超越了夏代。据报道，考古人员对双王城盐业遗址调查和试掘，“共发现古遗址77处。其中商代至西周初期70处”，“双王城地区是商代制盐的一个重要基地”。“在北部3.5平方公里范围内，已发现30处遗址，每平方公里达9处。”
商承夏制，仍行盐“贡”，并已出现负责盐政的专职官员，甲骨文有“卤小臣”（《合集》5596）一词，专家认为这是晚商的盐官之设。
周代盐业生产品种已经迅速扩大，除了池盐，还有海盐、形盐、岩盐等。周代仍行“贡”法，但分为两种：一是所谓的“邦国之贡”（九贡），即各诸侯邦国对周天子的“贡”；二是所谓“万民之贡”，即“以九职任万民”，民皆有贡。史载“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可见盐贡之重要性。
周代的国家体系更为完善，已设置了“盐人”专职盐政管理。
春秋早期，齐国管仲对租税一向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薄税敛，毋苛于民”。“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强制性租税征课，无疑是夺取百姓财产，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
因此，赋税的征收应该是“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表面赐予有形，实质夺之无形，百姓高兴，官府获利。这实际上是《管子》在税收课征方式上提出的欺诈性原则。他主张“轻重鱼盐之利”；“唯官山海为可耳”；“海王之国，谨正盐策”；“伐菹薪，煮沸水为盐，征而积之”。以食盐专卖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并以实证方法说明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国通过食盐专卖可以获取两倍于人头税的收入。
管仲相齐，他的主张得以贯彻，在齐国推行了食盐专卖，以专卖收入取代了税收收入。这是齐国成为强盛富裕之国，雄踞五霸之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原载于2014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